2003年，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成功飞入太空，科技人员第一时间找到钱学森，把喜讯告
2003年，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成功飞入太空，科技人员第一时间找到钱学森，把喜讯告诉了钱老，然而钱老第一句却是：“王永志，还在吗？”科技人员说：“在在在，他一直在基地盯着的。”听到这个回答后，钱老放心地点了点头。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对王永志这个名字不太熟悉。但在中国航天界，这可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。简单说，王永志，就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。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，他都是那个在技术上拍板、承担最终责任的人。杨利伟能上天，神舟五号能成功，王永志就是那个挑大梁的。钱学森，这位被誉为“中国航天之父”的科学巨擘，为什么在听到成功的消息后，第一个念头是确认王永志的安好和在岗？这背后，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传承。1992年，当时，中国要不要重新启动载人航天工程，内部是有过很多讨论的。毕竟，这是一个投资巨大、技术极难、风险极高的项目。但是，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力排众议，他们看得远，知道这是大国博弈的制高点，是民族复兴的必然一步。项目定了，谁来当这个总设计师？这个位置太关键了，他不仅要懂技术，还得有魄力，能统筹全局，敢于承担责任。当时已经81岁高龄的钱学森，亲自举荐了一个人——王永志。钱学森看中王永志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早在上世纪60年代，王永志还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技术员，在一次导弹试射中，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技术难题：因为天气太热，推进剂膨胀，导弹射程不够了。当时主流的专家都想方设法“加”，王永志却反其道而行之，提出了一个“减”的方案——通过精确计算，卸掉600公斤推进剂，让火箭整体变轻，从而达到预定射程。这个想法在当时看来有点“离经叛道”，没得到支持。王永志急了，鼓起勇气，直接找到了当时的最高技术决策人钱学森。钱老听完，一边听一边计算，最后果断拍板：“这个年轻人的意见有道理，就按他的办！”结果，试验大获成功。从那一刻起，钱学森就记住了这个敢于独立思考、有科学胆识的年轻人。他评价王永志“很大胆地进行逆向思维，很懂得科学的辩证法，和别人不一样。”所以，当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上马时，钱学森力排众议，把60岁的王永志推到了总设计师这个位置上。他相信，王永志有这个能力，能担起这份重任。而王永志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。他接手后，提出了极具远见和中国智慧的“三步走”战略规划：第一步，实现载人飞船上天；第二步，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和空间交会对接技术，建立空间实验室；第三步，建造空间站。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空间站“天宫”，正是沿着他当年规划的蓝图一步步走过来的。从1992年到2003年，整整十一年。王永志带着他的团队，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。神舟五号的成功，是他向国家、向人民，也是向他的恩师钱学森交出的一份答卷。神五成功返回后，王永志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拿起电话，向远在北京的钱老汇报。他在电话里激动地说：“您给我的任务，我完成了！”电话那头，钱学森连声说：“好呀，好呀！我高兴！”现在，我们再回头看钱老那句“王永志，还在吗？”，就能读出更深的含义。这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关心，更是对一种精神的确认。他确认的是，那个他亲手选定的、能够扛起中国载人航天大旗的领军人，正稳稳地站在他的岗位上。这代表着，中国的航天事业后继有人，薪火相传，稳了！聊到钱学森，很多人都知道他是“两弹一星”元勋，是美国人眼中“抵得上五个师”的顶尖科学家。但他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贡献，远不止于此。从2003年的神舟五号，到2009年钱老去世前最后一次看到的任务神舟七号，再到今天。每一位从太空凯旋的航天员，都会去钱老的墓前献上一束花，向这位奠基人报告好消息，这已经成了一个不成文的传统。如今，回望这段历史，更能感受到这份传承的力量。王永志总师的“三步走”战略已经全部实现，我们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——中国空间站“天宫”。神舟飞船已经发射到了神舟二十号，一批又一批的航天员在空间站里进行着各种前沿的科学实验，甚至还发现了新的微生物菌株。我们的国际合作也越来越广泛，巴基斯坦的航天员也将在不久的将来，搭乘神舟飞船进入天宫。更令人振奋的是，我们的脚步已经迈向了更深远的宇宙。除了前面提到的载人登月计划，我们的“天问”系列探测器，正在向着小行星和火星进发。就在今年5月，“天问二号”已经启程，要去探测一颗叫“2016HO3”的近地小行星，并带回样本。这将是中国首次从行星际空间带回“土特产”。这一切，都源于那一代人的远见和担当。钱学森把对祖国的承诺，化作了中国航天的宏伟蓝图；王永志则用一生的心血，把这张蓝图变成了现实。而今天，新一代的航天人，正接过前辈的火炬，向着星辰大海，发起新的冲锋。
